上海都市圈:以核心强化与网络优化为重点的引领型扩大开放
2022-10-28 16:26:05

【编者按】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与高质量表现形式,相比于空间尺度和行政跨度更大的城市群,都市圈在空间上相对稳定、市场自育属性更强、区域一体化水平更高,具有较强的经济韧性和政策灵活性。因此在双循环背景下,都市圈的发展承担着扩大开放、优化开放模式、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任务。本文总结了上海都市圈扩大开放的模式以及上海都市圈扩大开放的核心策略,体制机制保障,对成都都市圈扩大开放的战略定位与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体定位与功能:链接国际、服务国内的示范引领

01
范围划定


2017年《国务院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首次提出“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对上海都市圈空间边界、本质是内部城市的联系认识的变化经历了多轮发展、研究与论证过程:早期以行政政策为依据,突出圈内分层级发展;之后以交通通勤、企业联系等大数据为支撑聚焦近沪地区;最新划定思路突破传统的通勤“都市圈”概念,综合自然地理邻近性、功能关联性与行政完整性,尤其关注对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的承载、以及城市间要素流的关联度(孙娟等,2022),最后确定为一个地理特征与功能性质叠加的复合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等9个城市。



02
总体定位与功能



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最为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和“领头羊”,上海都市圈在总体定位与功能上包括引领长三角、服务全国、承载中国的全球战略三个层次(陈宪等,2021;张帆,2019),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通过聚集各类资源要素并形成合力,辐射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区域整体的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上海在承担区域作用方面应开放先行,充分发挥面向国际与服务国内“两个扇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一是重点提升上海的国际枢纽地位,强化亚太地区航空门户地位、推动国际海港枢纽功能升级、增强铁路枢纽辐射服务能力、提升信息通信枢纽服务水平,依托综合交通体系实现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二是重点提升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强化上海在金融、贸易、航运、文化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引领性,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提升全球经济辐射力、扩大国际文化影响力等。并提出以都市圈形式承载国家战略和要求。因此作为上海城市空间拓展和功能疏解的对象,上海都市圈也基本承袭了上海的城市战略定位。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再次明确了上海都市圈作为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创新互动基础良好、社会治理共同协作的开放型全球城市区域,将以多城市主体共同承担形式对外开放竞争、内外体系链接、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职能(熊健等,2022)。围绕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五个中心”,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四大功能”建设的发展方向,核心城市上海继续强化对外部要素资源的集聚和配置能力,持续提升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加强都市圈内城市间的合作,以开放包容、互助共赢的态度提升其他城市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功能地位,通过多主体的深度同城化发展,共同承担起深化和拓展上海全球城市战略内涵的使命担当。




扩大开放的核心策略


空间格局引导


上海都市圈在空间格局上引导逐步建立起多中心的网络体系。都市圈内各节点城市通过核心城市链接并进入全球城市体系,同时争取培养自身独立竞争力,既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承担一定的独立功能,又与自身所处的城市区域体系具有紧密的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联系。多层级、多形式、多功能的节点构成相对扁平化的网络。


首先是强化核心城市(上海)的全球网络重要节点功能,参与全球竞争,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链分工。构建高端产业网络、协同创新网络、金融贸易网络、信息网络等,使上海成为全球网络的中心;创造新机遇和新空间,主动应用新技术推动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提高对国际资本、高端人才、技术、信息资源等要素的配置功能,成为全球产业高地和技术“策源地”。其次上海都市圈内各城市根据自身突出优势在全球功能网络中找准坐标。目前高等级城市已逐渐形成紧密联系区,如沪宁轴、环杭州湾地区;同时昆山、苏州、无锡等近沪次级节点城市开始嵌入网络,与上海联系紧密度增强;嘉善、平湖、溧阳、张家港等次级专业性节点城市作用凸显(张帆,2019)。这种多层次分工协作、优势与特色互补的区域产业格局基础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良好条件。在“顶级全球城市”的带动下,区域内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全球网络,既有多维均衡的“综合性全球城市”,又有长板突出的“专业性全球城市”;既有承载国际特色功能的“全球功能性节点”,又有面向本土服务的“全球功能支撑性节点”。



开放平台建设


上海都市圈承担着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引领示范功能和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功能,重点开放平台包括自贸区、跨区域园区和世界级枢纽体系。依托自贸区,积极培育跨境金融、跨境电商、在线新经济平台及文体康养等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区域的产业园区和集群建设,推动跨区域、跨城市的产业链、要素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


以自贸区建设为引擎,以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产业结构能级提升为核心,积极探索贸易、投资、金融、信息等各方面的制度创新。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开放,建立与国际对标的规则标准环境,深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加强自贸区的错位互补、联动发展,创新合作发展模式,沪苏浙三地已成立了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并签署了《上海江苏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聚焦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金融贸易、软件服务等产业领域,主动探索金融、贸易、跨境数据等方面的新机制、新模式、新场景。


以“飞地式”产业园区为重要载体,共同推进产业集群式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链。一方面是着眼于强链、补链、接链的产业、科技资源跨区域配置和建链进程加快,尤其是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更大空间内整合资源、科学布局,由此引发了更多城市间联动合作的内在需求和深广机遇。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已形成了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例如,上海的汽车产业已在杭州湾地区布局;无锡生物医药集群正与周边城市一起打造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


另一方面,“飞地”形式的园区合作模式走向成熟。自2008年上海加快产业腾笼换鸟步伐,传统产业逐渐向海宁、南通等城市转移,跨区域产业园区合作模式开始起步。2016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共建产业合作园推向新高度,并在协作体制、协商方式、财税转移、指标流转、生态补偿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上海杨浦(海安)产业园、上海外高桥(启东)产业园、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等一大批园区涌现,嘉善建立了首个上海自贸区协作区,平湖开创了跨省市建设科技城的先河。


打造协同共赢的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联动沪苏浙皖共同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巩固提升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增强面向长三角、全国乃至全球的辐射能力,推动与周边机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构建分工明确、功能齐全、联通顺畅的机场体系。做大做强海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枢纽港,全面提升面向“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服务能力,加强沿海沿江港口江海联运合作及联动发展。完善高等级内河航道网和疏港铁路等集疏运体系建设,突出江海联运、海铁联运(张逸等,2022)。逐步推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提升综合交通管理水平,确立中央商务区和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功能框架与制度体系。


以具体项目为载体,探索跨越三省的联动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开放平台和体制机制充分融合。围绕都市圈范围内的空间规划、基建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一体化探索协调高效的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政策协同、产业利益分配与补偿、成本风险共担、横向生态补偿多元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补偿、社会广泛参与等机制。



多维度的开放水平提升


除了在硬实力上通过各类开放平台助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整体发展环境、文化影响力、政治话语权等软性发展层面也积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营造与全球一流都市圈相匹配的发展环境。包括有利于产业体系升级和壮大科技实力的生态环境和体制机制环境、舒适宜人的生态居住环境。中国的开放逐渐从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参与制定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高水平贸易规则,并努力提高实施力度和水平。


提升文化交流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推动文化共建。一方面,通过举办一流的文化演出活动和世界级会议等提升国际交流和人文影响力。例如,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江南文脉论坛、长三角文化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既集中展示了江南文化的创新活力、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实力,又进一步推进了文化企业、文化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2019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在江苏苏州、浙江温州设立了分会场。“上海电影节”“上海五五购物节”等文化活动已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发挥嘉兴、苏州等城市水乡古镇的特殊文化资源,进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例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三年行动计划”专门制定了特色文脉传承项目,共同传承和彰显江南文化和水乡古镇品牌效应,发展世界级水乡古镇文化休闲产业和生态旅游度假区。“大运河世界遗产经典游”“江南古城古镇古村体验游”等文旅品牌已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新的开放格局下,将代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从国际事务的“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变,从跟随者、参与者向引领者、主导者转变。上海大都市圈要率先在国际协作、跨区域协作的“新体系、新标准”方面有所作为,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助力“上海声音”。



体制机制保障


利用自贸区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政策优势,建立较为成熟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实现要素更加高效自由流通,包括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等。


优化营商环境、建构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在自贸试验区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通行规则,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新土地利用和空间用途管制政策,探索更具弹性的土地混合利用方式,满足市场灵活度和项目差异化的需求,针对不同类别的混合用地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方式和地价政策。响应特殊经济功能,基于不同程度的特殊政策,落实开放领域和程度不同的空间“政策分区”,发挥物理实体围网和电子虚拟围网的作用,实现网外网内联动。


强调开放引领、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创新策源功能。扩大开放优势,降低摩擦系数,大力促进跨境金融服务产业的集聚发展,吸引全球资本集聚。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以产业融合为突破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通过放开电信、咨询、教育等领域的进入门槛,吸引国际知名服务性企业的集聚。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积极探索离岸在岸研发新模式,加强全球创新资源协同,整合国际科研资源,并以国内研发体系作为支撑,加快实现研发成果的本地化和产业化。同时共同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